建所之初，所领导成员中，除所长由当时国家经委张国坚副主任兼任外，调来了交通部技术局局长高原任第一副所长、铁道部计划局副局长尹子家任副所长；其他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来自铁道、交通两部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小部分来自铁、交两部所属院、校。建所前5年，办公地点设在经委大楼（现为中国科学院大楼）5层；所内的机构，效仿苏联科学院综合运输问题研究所设置了一室（运量）、二室（运网）、三室（新技术）、四室（运输管理）、五室（情报）、秘书室（科研管理）和办公室等；各室正副主任基本上是从铁道、交通两部调来的处级干部。虽然调入人员中有5位同志是解放前出国留学的，有6位是解放后留苏的（其中2位是留苏研究生、2位是留苏大学生、2位是我所于1960年派往苏联综合运输问题研究所实习一年），但可以说大多数同志都不熟悉科研工作，都是新手。据此人员结构及创业维艰情况，所领导首先抓了研究主导思想的武装及基础建设工作。当时高原副所长向大家介绍了苏联综合运输问题研究所的任务、方向及研究方法等，引导大家边领会边务虚。现在一些老同志回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张国坚所长有次为同志们作了整整一天座谈式谆谆善引的报告：除了对研究任务、方向及研究工作的主导思想等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述之外，还强调研究工作一定要坚持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必须经常深入运输基层调研；既要继续努力在原来从事的运输专业上下功夫，又要了解其他运输方式的状况及技术经济特征；论述了如何做好情报工作，要求同志们必须学习、掌握一门外语；强调要不断提高写作水平，要求学点语法修辞、逻辑等。会后，即印发给同志们人手一册胡乔木写的《关于写文件的方法问题》（这是胡乔木同志奉党中央之命给省委书记们授课讲稿）。从这里可看出，张国坚所长为使同志们进入角色及不断提高素质，既根据当时形势需要，又为长远打算筑基，真是无微不至、用心良苦。这种良好的学风和作风，也影响及我所后来的数代人。
建所之初张国坚所长和高原副所长对综合运输研究方向、任务及工作主导思想的报告，为同志们领悟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一个根据，两个综合，三个比例关系。
一个根据（也可说一个应用），即根据、应用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来研究、探索交通运输业发展、利用问题。这是开展研究工作的纲。在50年代我国的历史大背景下，这可以说是研究综合运输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当时的领导在十二年科研规划中列进3501项目及建立综合运输研究所的根据。
两个综合，即综合发展、综合利用。综合发展，侧重于规划方面，研究各种运输方式的发展规划及其协调配套建设，组成综合运输网。综合利用侧重于现代各种运输方式在运营和运行中的合理利用、互相贯通和衔接，例如组织合理运输、分流和组织两程以上的联运等，着眼于从统筹运营、不断挖掘运输潜力以及提高运输的综合能力。
三个比例关系：一为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这方面，主要是研究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探索两者间建立良性循环的轨迹－－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在各个五年计划中占总投资的合理比重。二是各种运输方式间的比例关系，这是研究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现代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特征，探索各扬所长、适应各自的吸引范围和协调发展，以及分流和投资比重等。三是某种运输方式内部的比例关系等。
以上三句话，可以说是建所初期乃至第一阶段内进行科研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在启动科研工作之初，所领导认定头几年尚属练兵阶段，鼓励全所同志积极选题进行调查研究，客观地反映运输生产第一线的情况和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如我所成立后接受的第一个外委任务，是应北京市市委交通工作部的邀请进行城市交通问题研究。当时，北京市已察觉到城市交通问题不少，零敲碎打地改造，难于解决问题，须从近、远期统筹考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据此，我所派出了一个10人左右的北京工作组，进驻北京城市规划局，与该局交通组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共同组成了北京城市交通组。该组根据北京市委提出的“摸现状、提改善、搞规划”的工作指导方针，在两年（1959～1960年）时间内提出了《改善西直门铁路道口方案》、《1959年北京工人体育场全运会车、客流集散方案》以及《北京市交通规划方案》等，从而为我所后来的城市交通问题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为我所开展城市交通研究培养了人才。现在看来，张国坚所长、高原副所长在建所之初，就重视城市交通问题。
在建所初期的大事中，要数1961年全所开展的大搞调查研究，这是所领导密切结合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及当时的国家重要战略部署之举。1961年我国定之为大兴调查研究之年，我所人员几乎全部出动，分赴各大区及重要港口和交通枢纽。在各工作组临行前的动员会上，张国坚所长作了周密具体的布置和要求，除介绍形势外，特别强调了不带框框只带一张“白纸”，要如实反映运输基层的客观实际，甚至要求衣着朴素、有条件的同志可参加火车乘务以及与工人同劳动等。各工作组在外调查的三个月左右时间中，共写出了一大批调查报告，反映了我国在困难时期交通运输的客观形势及存在问题。
在张国坚所长领导下，经过3年时间的发展，到1962年我所已经初具规模：全所职工已达170余人，从人员来看，可谓我所顶峰期；科研工作逐渐开展，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1962年是我所发生较大变化的一年。为了贯彻科委文件《七十二条》规定研究室主任必须为某领域带头人、必须懂外文等要求，各研究室主任作了全部更换；在贯彻中央提出的精简方针下，约90人调离出所。但最令人悲痛的是我们的好所长张国坚同志因病早逝，时年49岁，这对开展综合运输研究工作是重大损失。此后，由尹子家同志主持全所工作，一直到1974年我所撤销。在尹子家所长领导我所的10年期间，陆续补充了一批应届的大学生，全所人员一直保持在100人左右。并且自1964年春起，我所办公地点迁至东四什锦花园胡同23号至今。
综合运输研究所在第一阶段（1959～1974年，实际上自1966年起受“文革”影响就停止科研工作了），共计完成研究课题60多个。从其中30多个主要课题进行分析，可大致分类为：
－－有关充分利用水运方面的课题比重较大，例如有《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过坝货运量预测》、《长江、宝成、黔桂铁路三线分流与综合发展的研究》、《开阳、昆阳磷矿石外运利用长江水运的研究》、《铁路、水路联运运营组织方式的研究》、《淮南－裕溪口－上海煤炭水陆联运运输组织方案》、《徐州－浦口－上海煤炭水陆联运组织方案》、《经由徐州南运煤炭对铁路、海运和大运河综合利用的研究》、《武钢厂内运输与长江航运协调配合研究》及《天津港、大连港、秦皇岛港运输生产调研与挖掘运输潜力》等。这是由于在贯彻综合利用方面，充分利用水运最为直观、最易挖潜。其中，在1965年进行的《徐州－浦口－上海煤炭水陆联运组织方案》研究中，课题组成员杭廷梁、王日爽同志使用国家经委的108计算机进行运算，编制月度徐州－浦口－上海煤炭水陆联运方案，这是我所首次应用计算机进行科研工作。
－－为运输生产服务方面，计有《我国钢铁企业布局与钢铁煤炭、铁矿石流量、流向研究》、《我国主要大宗物资合理运输流向图研究》、《海南铁矿外运径路选择》、《陕西铜川矿、蒲城矿煤炭运输问题的研究》、《大庆石油外运利用铁路或管道运输技术经济论证》、《胜利原油外运方式选择》、《新疆石油生产和运输问题的研究》、《洗煤厂配置与运输关系的研究》、《四川省钢铁工业布局与运输问题的研究》等。
－－宏观理论及技术政策方面，有《运输业投资比例研究》、《铁路电力机车牵引和内燃机车牵引技术经济效果论证》、《水陆联运通用集装箱规格型式和主要技术参数的研究》。
－－地区交通运输规划、城市运输及其他方面，计有《河北省“二五”计划期内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研究》、《甘、宁地区交通运输规划研究》、《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配置问题的研究》、《武汉市交通运输系统分析》、《地方铁路建设中若干问题的研究》等。
上述60多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均先后提供国家有关部门和生产单位参考，有些研究项目，在我国运输生产和建设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1959～1960年提出的粮食、木材、钢铁等大宗物资合理流向图，曾由当时的国家经委批转有关部门；1963年研究提出的淮（南）裕（溪口）申（上海）水陆联运组织方案，受到运输生产部门采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65年对长江、宝成、黔桂三线分流与综合利用的建议，曾由国务院副总理、科委主任聂荣臻批转有关部门；1965年提出的成昆铁路北段建设中的公路运输方案，为西南工地指挥部采用。以上列出的研究项目充分表明，综合运输研究所的研究任务紧密联系国民经济发展，体现出高度的应用研究属性。
1973年，综合运输研究所已由中国科学院移交给交通部（此时铁道部、交通部两部合并称交通部）。当时栗裕大将负责领导交通部、基建委等，曾布置交通部对地方运输问题进行调查。交通部专门组成了领导小组进行统一部署，分大区组成6个调查组，并要求我所派一批同志参加。此次调查活动持续2个多月。
我所参加调查的同志回京向领导小组和栗裕大将的秘书作了汇报，并留下3人与水运局地方运输处的同志们一起汇总各组的调查材料，向国务院提交了报告，约历时一个多月。这是综合运输研究所在撤销前最后一次调研活动。
在“文革”那种无序的背景下，综合运输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也全部停止。1972年尹子家所长复职后，布置部分同志编摘了《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论交通运输》，这是我所在第一阶段编写的最后一本书。
1974年，以我所原来自铁路系统的约60位同志为基础组建铁道规划院；原来自交通系统的20余位同志调至交通部机关及部属事业单位。从此，综合运输研究所宣告撤销。 |
